二十三，放小鞭；二十四，扫房子；二十五，架锣鼓；二十六，看娘舅；二十七，赶大集；二十八，贴年画；二十九，买烧酒；年三十，包饺子。

    回到家已经腊月二十三，蓦然想起儿时的歌谣。儿时的日子就在我们快乐的歌谣中流逝，自己不知不觉已经成人，宋丽肚子中的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大，而我则像一个长不大的孩子，总是眷恋着童年的记忆：

    穿新衣，戴新帽，噼里啪啦放鞭炮，这是儿时最大的梦想。腊八粥的清香还没有飘尽，父母就开始嘀咕着过年的事情，筹备过年事宜，该置办些什么，省去些什么；儿时的我们，看不懂父母眉头边锁着的清愁，只是一味地打着自己的小算盘，父母给多少压岁钱呀，姑呀姨呀会给多少压岁钱，除了上交父母的，自己的“小金库”能存多少，买多少期盼已久的物件啦。当然，那时的“奢侈品”也不外乎是一元左右的玩具枪，几角钱的鞭炮，几分钱的瓜子之类，但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，已是一个农村孩子最大的奢望。

    虽然钱恨不得掰开两瓣来花，父母还是在孩子的欢笑声中积极地忙碌着。日子就像一些孩子鞭子下的陀螺飞速地旋转着，我们有更合适的比喻。那时陀螺虽有，也并非每个孩子都有的，只有那些父亲特别手巧或者是木工的家的孩子会有，而普通的孩子则玩着类似今天棒球的东西，不过投掷的不是棒球，而是两头尖尖的我们称为“木耳”的东西，这类玩具不但可以锻炼孩子眼力腕力，培养孩子的合作意识，还能将刚学的数学技能运用殆尽，目测呀，计算啊等，日子就在我们的丈量和计算中一天天度过。

    年三十的上午，我们就开始自制灯笼，找一截合适的木棍，上面精心糊上喇叭形的白纸，焊上蜡烛。夜晚的时候，我们就举着这些土制灯笼在村子里跑来跑去，一边唱着：“灯笼会，灯笼会，灯笼烧了回家睡！”这些纸糊的灯笼大多玩不了多久，很快就在伙伴们相互嘻戏的碰撞中燃烧殆尽，于是各自回家。而家里，父母姐姐也会其乐融融地把玉米秆、树枝堆在院子里，父亲点起篝火，雄雄的火焰照亮整个院子，再加上噼里啪啦的鞭炮，父亲总是满心期望地说，这预示来年的日子就像这般红红火火。年夜饭里，妈妈总会把几枚钢崩包进饺子，妈妈对我们姐弟说，谁吃到钢崩，谁一年就会有福。奇怪的是，这些饺子总是我们姐弟都能吃到。后来我每每想，母亲一定是将藏有钢蹦的饺子捏有特别的形状，在下饺子的时候，母亲一定会悄悄地把它们挑出来盛放到我们碗里，把这份福分悄悄地留给孩子。然后是静静地守侯年夜，没有电视，没有热闹的春晚，甚至没有收音机，全家人围着一盆炉火先是海阔天空的漫谈，后来盆中的炉火渐渐转凉，父母姐姐总是务实地睡去，而我这个家中的男丁则要留下来守福，不甘心地守候着黎明，等待着遥远的未来，希望守候到一种福分。

    新年初一，父亲总是小心地准备好祭品，带我这个香火继承人到祖坟祭拜。那时，我总以为自己是“生在新社会，长在红旗下”的少年，应该坚决地和封建迷信划清界限的，所以总是不太情愿。而父亲总是编者戏法似的拿出一些鞭炮大花之类的东西诱惑着我，并且告诉我不用在坟头烧香磕头，只在一旁放放鞭炮。这样许诺过后，我方跟着前去，而后来竟成为一个定例，以致父亲去世后的许多年里，好几次我竟无法辩别祖先的坟茔。

    而以后每年的初一十五，脑海中总是浮现出父亲孤独的背影。

    今年的春节因为宋丽，好像热闹了许多。宋丽很快和周围的邻居打成一片，春节的时候来来往往拜年的人不断。她还和我走亲串友，认识我们家亲人的门庭，让我感觉不再孤单！

    妹妹终于决定不再上学了，她小学五年级还没毕业，决定到跟着同乡的姐妹到南方打工。父母也支持了她这个决定，她好像不是上学的料，学习成绩总不大好，但年龄也已经十五岁了。虽然她还很小，我总是有些担心，但同村的姐妹很多，大家可以相互照应，也就不再多虑。

    正月初六，她就和同村的姐妹们一起高高兴兴地踏上了驶向南方的列车。这是她第一次出门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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